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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酒文化的繁盛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

酒在唐代社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,从宫廷宴乐到民间聚宴,无处不饮酒。上至皇室贵族,下至平民百姓,都有饮酒的习俗。人们在饮酒之余也醉心于酿酒。酒对于唐人来说,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助兴的饮品,更是广大人民精神内涵的寄托。繁盛的酒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。

唐朝是一个自信开放的时代,在自由奔放的背景的渲染下,形成了以酒会友的社会风尚。唐朝国力强盛、政治开明、文化先进,四方使节纷纷来朝觐见。

皇家除了举办盛大的宫廷酒宴招待使臣外,还以酒作为回赠礼物,唐朝的酒文化借此逐渐推广到周边地区。而同时外邦美酒也传入唐朝,如西域的葡萄酒。活跃的对外交流促进了唐代酒文化的兴盛。

唐代酒文化的繁盛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

一、酒肆林立:售酒业之繁盛

1、处处有旗亭——人人得享饮酒之乐

唐代尤其是盛唐以后,饮酒作乐之风盛极一时。饮酒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,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自行酿酒,置酒肆沽酒者更是越来越多。刘禹锡所作诗句“长安百花时,风景宜轻薄,无人不沽酒,何处不闻乐”,就赞美了长安城里随处可见的沽酒现象。

盛唐时的长安,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,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,外来使节、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、富商大贾以及贩夫走卒等咸集长安城,长安酒业得以飞速发展,盛况空前,从城邑到乡野,大大小小的酒肆如雨后春笋一般接连涌现,长安城的酒坊、酒肆已有上千家。有诗人形容当时“处处有旗亭”,并非虚言。

酒肆规模各有大小,其档次也高低有别。大如权贵富人宴饮的奢华酒楼,小如普通文人百姓聚饮的小酒坊,各种酒肆几乎遍布全国,其发展程度远胜前代。

常言道,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然而在唐朝,这句话却不大适用了。遍地皆是的酒肆必然地带来了激烈的行业竞争,因此酒肆不仅要靠优质的酒品吸引顾客,而且还要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宣传自己、推销自己。

“青帜阔数尺,悬于往来道。多为风所扬,时见酒名号”,酒肆常悬挂酒旗,又称酒帘、酒望,飘扬在门前格外醒目。酒旗上写有本店所卖酒的名号,突出了自家特色和优势,此法相当于以沿街广告的方式宣传、夸耀美酒,是招徕顾客的手段。

除悬挂酒旗外,有如花似玉的美人侍酒侑宴也是酒肆的经营亮点。在大型酒楼,美女侍宴的现象更为普遍,丝竹管弦之声带动宴会气氛,曼妙的歌舞更是让客人如仙如醉、流连其中。

2、胡姬劝君酒——酒肆的异域风情

胡姬的酒肆在长安酒肆中尤为抢眼。唐代的胡姬,是西域文化、艺术的传播者,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媒介。胡姬酒肆开设之盛,代表了中原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和认同,它影响到了唐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观念,胡人之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唐朝大地。

在长安西市及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,有着不少由胡人开设的酒肆,异域色彩十分浓厚,胡姬是它们的一大特色。

李白有诗云:“胡姬招素手,宴客醉金樽”,描写了胡姬与往来顾客调笑劝酒,以此招揽生意的场面。在胡姬酒肆里可以欣赏到妩媚婉转的胡姬所表演的曼妙歌舞。来饮胡酒的顾客往往被顾盼神飞的西域女子吸引,“胡姬春酒店,弦管夜锵锵。……上客无劳散,听歌乐世娘”,“落日胡姬楼上饮,风吹箫管满楼闻”。

相较于唐人酒肆中温婉柔美的歌舞,胡姬的歌舞另有一番情调。在胡儿吹奏的阵阵胡乐声中,袅娜聘婷的胡姬婆娑起舞,更有美酒浓郁香醇,勾得人开怀畅饮。来自西域的风情为客人营造了浪漫恣意的无穷天地。

胡姬酒肆与唐朝人开设的酒肆的经营方式有很大不同。唐人酒肆往往开设于闹市,有妙龄佳人当坊沽酒,只管开门等待客来;而胡姬酒肆开设于路边或城门边等送别之地,“送君系马青门口,胡姬忌头劝君酒”,富有异域风韵的胡姬吸引着过路的行人,是诱人消费、使酒肆生意兴隆的重要手段。人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到各种酒肆饮酒,社会风尚开放又自由。

二、各地酿酒术及酒品在交流中发展

1、酿酒工艺出现了划时代进步

我国酿酒业始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,但发展到唐朝仍然停留在小规模生产的水平上。酿酒的范围虽广,但分布较为零散,大到专业酒坊,小至百姓家户,都能酿酒。唐代各民族的广泛交融,使中原和外地各自独有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彼此交流,促进了中原和周边民族酒业的发展。

如今山西临汾酒工艺在唐朝取得了突破,已经初具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。这是中国酒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。依照此法所酿之酒清澈如水、醇香甘冽,汾酒很快便名扬全国。

“琼酥玉液漫夸奇,似此无惭姑射肌。太白何尝携客饮,醉中细校郭君碑”,李白出游太原途中还携客品尝汾酒,可见美酒飘香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品鉴传颂。

蒸馏酒工艺也传播开来,应用到一些酒品的酿制中,使酒的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
2、新产品的引进带来了更多样的选择

唐代酒类品种十分丰富,“酒则有郢州之富水,乌程之若下,荥阳之土窟春,富平之石冻春,剑南之烧春,河东之干和葡萄,岭南之灵溪、博罗,宜城之九酝,浔阳之湓水,京城之西市腔、虾蟆陵、郎官清、阿婆清”,酒因酿制方法、所用原料等的不同,约有300余种名称。

按照酿酒原料来分,唐代的酒可以分为粮食酒、配制酒、果酒三种,尤其是从西域引进的各种果酒,丰富了酒品的种类,也为酒客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。

唐代传统的酒多为粮食酒,一般以谷、黍、稻、玉米、黄米、糯米等为原料。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农业生产,粮食产量很大。丰富的粮食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。

因粮食自身粘性和酿酒工艺的不同,粮食酒还可以被分为清酒和浊酒。清酒是用谷、稻等粘性小的粮食酿制的,饮用时需过滤的次数较少,酒的浓度较高,含糖量低;浊酒则以黍、黄米、糯米等粘性大的粮食为原材料酿制的,需过滤数次方可饮用,且酒精浓度低,含糖量高。

配制酒是指用植物果实、花叶或各种药材浸泡酿制而成的酒,在唐代西南地区较为流行。大多以米酒为酒基,加入药材或香料,采用浸泡、煮制等方法酿造而成。这一类酒品既有岁时节令时饮用的菖蒲酒、菊花酒等,又有钟乳酒等具有治病健体功效的药酒。

果酒是用水果加工发酵酿制而成的。盛行于唐代胡姬酒肆的酒品多属于此类,主要有来自西域的高昌葡萄酒和石榴酒等。

葡萄,古时称“蒲桃”或“蒲萄”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可造酒,人饮之,则酣然而醉,是故有名”。中原地区葡萄酒的酿造始于汉代。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,在大宛(今中亚的塔什干地区)带回了葡萄和会酿葡萄酒的手艺人。

中国的葡萄酒始于汉却兴盛于唐,据史料记载,贞观十三年攻破高昌后,唐朝人获得了马乳葡萄的种子和酿制葡萄酒的方法。“太宗破高昌,收马乳葡萄种于苑,并得酒法。仍自损益之,造酒成绿色,芳香酷烈,味兼腥臭,长安始知其味也”。

唐人自产葡萄酒后,饮用者越来越多,亦有许多诗人吟咏。如王翰的《凉州词》道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,李白所作《对酒》中的“葡萄酒,金叵罗,吴姬十五细马驮”。葡萄酒受到了唐朝人的广泛欢迎。

石榴酒也是流行于唐代社会的一种果酒。这种酒由西域特产石榴酿造而来,因其独特的香气和色泽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唐代人为饮石榴酒也会大片种植石榴树。

西域果酒的其他品种在中原尚不普遍,人们酿制果酒的工艺仅仅是从水果的自然发酵中得到简单的启发。葡萄酒、石榴酒这些果酒在唐代极受欢迎,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人民饮用粮食酒的习惯,丰富了人民的生活。

三、总结

酒肆的存在是经济繁荣的反映,酒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人们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表现。

各民族酒文化在唐朝的土地上大放异彩,酒肆无意中成为了向唐朝人传播周边民族文化的有力渠道和媒介,是唐朝人了解异族文化的平台和窗口。而通过政治交往、通商贸易等途径,也向周边地区传播了中原文化。

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局限的文化单向变动,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“涵化”。唐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之间涵容浸化、互动影响,而后唐文化以极其自信和包容的姿态将其他民族的文化浸入自身,使唐文化的内容更加异彩纷呈。

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,民族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,民族融合的进程在无形中得到了推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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